除了《柳叶刀》上的文章，最新的流行病学专家组论文披露：新冠肺炎实际上在12月中旬已发生人际传播，12月31日前已经感染了104人。1月1日至10日感染人数又增加了653人，1月11日至20日感染人数又暴增了5417人。也就是说，在钟南山院士1月20日正式确认新冠肺炎“人传人”的这一天，湖北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实际上已经超过6000人规模。

以上数据来自《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最新论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作者为国家疾控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也就是说，我国最权威的流行病学专家们组成的国家疾控中心新冠肺炎应急响应机制专家组中最专业的流行病学小组，终于弄清了上述新冠肺炎前期传播的真实情况和数据。

呜呼哀哉！假如这些数据和真相不是疫情发生两个多月后的现在才弄清楚，而是疫情一发生就能被全国各地的疾控中心跟踪，数据能被适时发现和发布，武汉和湖北的疫情会严重至今天的地步么？

回顾武汉疫情自发生到日益严重的过程，否认不了一个事实，正是专家们前期对武汉疫情会诊的不准确和不及时才导致了前期防控决策的失误，从“可防可控”变成事实上的步步失控。

12月31日，1月8日，1月18日，卫健委先后派遣了三批专家组赴汉。尽管至今没有公布三批专家组成员到底都有谁，但从媒体零星的报道中，我们大致知道1月8日的专家组至少有被感染的王广发教授，他应该是第二批专家组的副组长。我们还知道1月18日第三批专家组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其成员应包括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高福院士、袁国勇院士、曾光教授（国家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等人。

三个批次的专家组到底做了些什么？

从公开信息看，我们知道第一批专家组确认武汉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这直接导致1月1日国家卫健委成立了以主任马晓伟任组长的“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

第二批专家组的贡献有三个，一是确认了“不明原因”为“新型冠状病毒”，二是在1月15日确认“有限人传人”。三是专家组副组长王广发教授自身染病，为后期确认“人传人”的严重性取得了最直接的证据。

第三批专家组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于1月20日正式确认了新冠病毒“人传人”，二是在专家组建议和指导下，武汉于23日正式“封城”。

从整个过程看，我们不能否认专家们的辛苦工作，我们也能看到专家们对疫情真相的逐步探究和认识过程。对新冠病毒这种从未有过的新型病毒，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也很正常。

但是，有一点我始终想不明白。三批专家都是流行病领域的顶级专家。流行病既然称之为流行病，自然是以传染性为第一特征。尽管对新型病毒有个认知过程，但其传染性其实并不需要等待实验验证，只需要密切关注感染人群的扩散和变化就行了。为什么从病发到确认“人传人”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为什么实际感染规模在6000人以上了，我们的专家们才敢于承认“人传人”？

钟南山院士在1月20日下午答记者问时正式宣布新冠病毒“人传人”，依据是武汉和广州分别发现了人传人的证据。但我注意到另一个细节，1月21日媒体披露第二批专家组副组长王广发教授已经染病。21日是媒体披露日，王广发教授不太可能是在当天确诊当天就媒体披露的，在钟南山院士宣布“人传人”的时候，王广发副组长应该已经确认感染。这恐怕才是作为第三批专家组组长的钟院士最终下定决心公布“人传人”最直接的证据，毕竟没有比专家组副组长已被感染更能证明“人传人”了。

专家们解释说，公布“人传人”时感染人数已经超过6000人规模这是事后依据确认的感染数字和流行病传染特性进行倒推得出的结论。

这我就有点更不能接受了。既然可以依据数据倒推，为什么不能依据数据顺推啊？

专家们当然会说，当时没有准确的感染数据，没法建模推算。我的进一步问题是，遍布全国各地的疾控中心如果不能及时掌握流行病数据，那还要这些疾控中心干啥？

我知道专家们还会说，疾控中心是事业性质的研究机构，不是政府机构，无法干预疫情的预防控制节奏。我的问题是，既然连疫情预防控制的节奏都掌握不了，那还扛“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么大招牌干嘛？“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被简称为“疾控中心”，难道还真就把“预防”给简掉了？

无论如何，我接受不了流行病学专家们不能预估和预防，只能大面积暴发后再来控制的事实，尤其不能接受事发后只能求助于强力的行政干预，靠“封城”来防控的事实。如果一有疫情就“封城”，那还要这些专家们干嘛？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知道经济学是典型的“马后炮”学科，只能依据既有的数据建模研究。但是，经济学者也多少能够依据历史数据模拟对未来的预测。如果流行病学也只能是“马后炮”学科，那这疾病“预防”又能靠什么？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有学者依据当年的SARS数据进行建模分析，其实也能比较准确地预测新冠肺炎的传染规模。这是不是多少能说明我们的专家们在“预防”这个当然和首要使命上其实还是可以有所作为和更多作为？

看到有媒体吹捧专家们在“封城”举措上的英明果断，比如有文章用了如此醒目的标题《建议武汉“封城”，齐名钟南山的女人，到底有多厉害？》。说实话，流行病学专家们有多厉害我真没看到，我只看到了武汉前期步步防控失败，最终只能求助于行政力量进行“封城”。

无论你们怎么歌颂专家，永远改变不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和常识：“封城”不是正常的疫情防控举措，而是战时举措。如果非要说“封城”有功，这个功劳也应该属于疫区的政府，不应该属于专家们。

我们也能注意到，在武汉疫情发生后，其实有两种专家组。一种就是前述分三批次赴汉的流行病学专家组，他们的使命是预防和控制。另一种是疫情确诊后的诊疗专家组，目前武汉诊疗专家组组长是武汉金银潭和火神山医院院长赵建平。目前真正辛苦的是诊疗专家们，不是流行病学专家们，前者战斗在一线抗病救人，后者正在依据现有数据撰写研究论文。

在一线抗病救人是英雄，能及时准确预估并预防疫情更应该是英雄。负有预防使命的专家们若没能有效预防，不管后期多么活跃，我都无法接受他们是什么英雄。

如果预防只能依据既有数据进行研究，这肯定不叫预防，而是同经济学一样的“马后炮”。现行流行病预防控制机制如何能更科学合理地运行，恐怕需要引起思考和重视。